作为家长，你会让自己的孩子接触 AI 吗？如果已经在接触了，你的孩子用它来干什么？写作文、查资料？还是说你不太确定，有点担心？8 月 18 日，OpenAI 上线了一个专门面向青少年的 ChatGPT 版本。注册时填写年龄在 13 到 17 岁之间的用户，会被自动放进这个版本。2025 年，研究者 Blake、Carter 与 Velloso 对青少年使用 Character.AI 的行为进行了系统追踪。他觉得我一定会很享受这个旅程。他们发现，在该平台最活跃的用户群体中，年龄在 13 至 17 岁之间的占据约半数。当然除了休闲和一些政治思考之外，我还有一个理由：好奇今年南美铜矿产量的干扰来源，这一点在因为目的地戒严和动乱，取消一整段行程之后，我觉得多少已经有点眉目。这些青少年使用聊天机器人的目的，并不只是娱乐，也不只是作业辅助。                   所以我想聊聊政治，我运气很好（或者很不好），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混乱的时候，都机缘巧合出现在当地。其中不少人在寻找自己。Finding themselves，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2012年前后尼泊尔选举和政府的危机，希腊债务危机，2013-2014哈萨克的汇率贬值，后面还有很多......我很崇拜那些革命者，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变，也应该改变，我听着左派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Workers of the world，unite！还有那句经典的XX有理。我和他们共情。                   而与此同时，我同样接受到很多保守主义的观点，我很欣赏那些优秀制度的设计者，他们对人性，历史，政治和信仰的了解，让他们设计出一些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面维持社会稳定的秩序。我觉得稳定也是宝贵的，很多事情是应该具有连续性的。我听着右派的口号：上帝，家庭，祖国；Law and Order，我也开始和他们共情。                   所以如大家之前看到的，我觉得讨论左右问题没有太多意义，第一这是一个屁股问题，一无所有的人更喜欢革命。

二 | 无可厚非他们无所失去，就像口号喊的，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我们并不惊讶青少年需要借助外物来认识自己，这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常态，日记如此，诗歌如此，友情与争吵亦如此。不过，当这个「外物」开始具备回应、陪伴，乃至命名与定义的能力时，青春期原本应有的那种摸索，便可能沿着一个无人预料的方向发生偏移。一个尚未成形的人，要如何在一个早已成形并且极其擅长回应的系统面前，长成他自己？

让 AI 帮你说话青少年使用 AI 更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求助：写一篇老师布置的随笔之前，先问问 AI 该怎么开头；和朋友发生误解之后，把整件事输入聊天框，请模型提供几个参考的措辞。                   拥有一切的人更喜欢秩序，因为他们有太多可以失去的。第二这没有绝对的对错，保守和激进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你永远无法说保守就一定是错的，或者激进一定是错的。

三 | 这就像你去问联储，到底失业率更重要还是通胀更重要，这个问题在特定时候的回答会是不一样的。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6/02/24/how-teens-use-and-view-ai/似乎都合情合理，不过是节省了一点时间。第三更可笑的是，因为经典的马蹄铁理论，极左和极右往往是类似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看过，用极左攻击左，用极右攻击右。2026 年，在 ACM 人机交互顶会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对这一行为背后的逻辑作出了精细描述。研究者追踪了若干青少年跨场景使用聊天机器人的方式，发现受访者对真正私密的情感内容始终保有戒心，却毫无顾虑地将措辞、语气，以及对外呈现自己的方式，一并交给了机器。也就是说，他们不告诉 AI 自己真正在乎什么，但告诉 AI 如何用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姑且不说这两者之间还有点区别，更多时候最搞笑的是，因为极左和极右是类似的，所以我看过很多次，右派开除了极右翼的籍贯，然后说他们其实是披着皮的左派。反之亦然。

https://dl.acm.org/doi/pdf/10.1145/3772318.3793144在语言发展与自我建构的关系中，如何说话与想说什么之间的边界，并没有那么清晰。一个人在寻找措辞的过程中，正是在摸索自己究竟想表达什么。                   如果说这些理论太枯燥，我想用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这个问题。反复斟酌一句话的语气，往往意味着对自身立场的反复试探。在很多时候，矿山和当地的社区或者说原住民，是有利益冲突的，经常一个在原住民那里听到的诉求是，他们觉得矿山的高管和公司老板，一年挣100万美元甚至1000万美元，但不愿意出10万美元给他们修一个新的学校/污水处理设施/空调/公共交通系统。把这道过程省去，留下的是一个更流畅的表达，失去的却是摩擦所生成的东西，半成品状态以及在语言里挣扎时才会有的自我追问。                   而几个小时后，在公司高管那里，你可以听到他们抱怨说，他们已经在过去几年修了X个学校/污水处理设施/空调/公共交通系统。在我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有一点调查主义精神，我觉得总有一个对错，但等到很多次之后，我发现这个时候是没有对错的。                   在这个时候，谁是对的？你可以说按照合同办事情，但历史上有些时候是没有合同的，阿连德取消Anaconda铜矿公司的合同，左派没有拿合同契约精神说事情。研究 AI 与写作关系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将这一现象定义为认知外包。皮诺切特杀掉民选的阿连德，右派也没有拿着法制精神说事情。

四 | 这对成年人或许只是一种效率上的取舍，对处于语言能力形成窗口期的青少年而言，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皮尤研究中心 2026 年 2 月发布的调查显示，约 12% 的美国青少年曾向 AI 寻求情绪支持或人生建议，16% 曾用聊天机器人进行日常闲聊，另有约五分之一表示曾通过 AI 获取新闻资讯。                   这就是我标题想说的第一点，化用辜朝明的理论，在这个世界还有点道理可以讲，还多多少少你好我好大家好。青少年正在将一部分原本由摩擦与探索构成的日常经验，转移给一个随叫随到、永远耐心、从不反问的对话对象。

五 | 那些沉默、那些我想了很久还是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刻，被一个个平滑地跳过了。而那些时刻，或许正是一个人在语言里认识自己的时刻。

在成为之前，已被命名青春期最难被外人理解的，是它内在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不确定性的必要。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将青春期定义为身份认同危机阶段。这里的危机是指一种必要的开放状态：一个人要在这段时期徘徊于各种可能性之间，犯错、改变主意、发现自己并非以为的那样，然后重新出发。没有捷径，正是在这种往返与反复之中，自我的轮廓才得以慢慢成形。法制和契约精神，个体的尊严和民主依然被尊重的时候，我觉得是政治的“阳”状态，这个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你的做法是一种。

六 | 然而，AI 提供的，恰恰是一种相反的东西：即时的、温暖的、语气带着确定性的回应。

一份专门研究青少年与拟人化 AI 关系的报告指出，聊天机器人倾向于以权威的语气将用户的一时情绪转化为稳定的性格表述。“你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

七 | 有些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讲道理了，法制和契约不存在了，个体的尊严已经被践踏了，这时候你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已经没有意义了。”“你其实比你以为的更有主见。这是政治的“阴”状态。                   我现在写下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大家可能顶多是觉得乏味，但对于我来说，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感觉很无奈，用一部英剧的台词来说，我觉得我变成了道德真空。

八 | ”这些话，说起来像是理解，像是陪伴，实则是一种命名，将某个尚在流动的状态固定成了一个描述。                   很多时候历史没有简单对错，斯大林的大清洗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必需的地方，魏玛共和国用通胀化债，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战后债务太高的外因。甚至我们看向政治光谱的极左和极右，经常与极左相伴而生的阶级叙事，经常和极右相伴而生的民族叙事，难道都是完全十恶不赦完全没有合理的地方？我觉得也不尽然。

九 |                    二                    我想大家如果读完上面这些，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我之前写下——地缘和政治的研究，应该是研究外交和内政的激进和保守。

十 | 因为这是我的经历导致的，我觉得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

十一 | 那是我的Mission，我的目标。对成年人而言，这不过是一次随口的安慰，可置之不理。                   那么Vission或者说愿景是什么？如果说Mission是一个可以被量化，可以被裁决，可以被判定的目标，愿景是我纯主观的，是我想要实现的事情，它没法被裁决对错，这是我要这个世界变成的样子，我可以因为力所不能及而失败甚至死亡，但我的愿景依然存在。对一个正处于身份塑形敏感期的青少年而言，这种命名的落地方式可能截然不同。                   我觉得激进和保守没有对错，左和右都是有道理的，甚至我觉得极左和极右会带来悲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逻辑。但我希望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努力，可以让人类的极端程度继续缩小。人类的进步在过去1000年可能体现之一就是如此。

十二 |                    举个例子，蒙古人在一些地区基于民族征服为目的的屠城是灾难，近一百年的一些民族灭绝悲剧也是灾难，但人类的进步体现在这种种族灭绝没有那么极端。这虽然听起来很让人沮丧，但确实是我觉得这是人类这么多年进步的小小部分了。

十三 | 或者说曾经的阶级叙事黄巢起义，和近代的左派运动比起来要更加残酷。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青春期的前额叶皮层尚未发育完全，对外部权威信号的接受程度高于成年人，批判性抵御能力也相对薄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一个听起来无所不知、语气温和的机器，其渗入青少年认知的速度与深度，可能远超它的外表所示。                   为了能让人类不要走向极端，左右都能有一个度，有两种应对不同时期的策略                    在社会共识增加，存在协商的土壤的时候，或者说，当政治处在“阳”面的时候，我觉得要鼓励更多的交流、协商、讨论，增加彼此的理解。

十四 |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由学生运营的 TikTok 账号和 Instagram 账号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了各种 meme，将学校教职工与杰弗里·爱普斯坦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等人物进行类比。学生们创造了这种形式来嘲讽学校的教职工，有时甚至故意破坏他们的声誉，显然是为了追求网络传播的效果。

十五 | 专门从事青少年身份认同研究的西北大学学者伊丽莎白·格伯观察到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将 AI 纳入自我概念形成的参照系，就像他们过去依赖家人、老师、同伴与导师那样。这种时候，一个之前说过的那种“大帐篷”式的党派是有意义的。格伯将这一现象与 2010 年代初社交媒体的全面进入相比较：社交媒体在最初几年几乎没有遭遇系统性的质疑，直到许多年后，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深远影响才逐渐进入主流视野。那个时候，许多损伤早已完成。

十六 |                         在社会共识减少，协商的土壤减少的时候，或者说，当政治处在“阴”面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逆势而为，加入社会的潮流，去保守或者去激进，革命和法律都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

十七 | 等到一切结束，政治回到“阳”面的时候，再回到第一条。

成长没有规律回到这个时代更宏观的技术语境来看，有一种弥漫已久的逻辑：将人身上最有用的部分提炼出来，使之可迁移、可复制、可被系统接续。                        我们现在虽然在滑向阴的那一面，但目前还处在阳的时代，所以有几个事情是我会继续做的，我想向大家展示，一个社会，它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是一个结合体。

十八 | 当它悄然渗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时，它试图从一个尚未完成的人身上，提炼出某种可以稳定调用的东西。可青春期的价值，恰恰建立在它的低效之上。                   例如智利，它40%的人口居住在首都大区，所以我理解了皮诺切特只需要控制了首都，就可以控制全国，这点对于很多国家都是如此。然后历史上欧洲的殖民者和外派官员，甚至二战后来到当地的德国纳粹军官，和当地原住民格格不入，时至今日，无论是在居住区域，生活环境，生活习惯上都形成了巨大的差距。一个 16 岁的青少年，可以对两件毫不相干的事物同时着迷，对未来抱持前后矛盾的幻想，可以把一个问题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最终发现自己依然没有想清楚。

十九 | 正是在摇摆之中，一个人开始辨认哪些感受真正属于自己，哪些只是外部的回声；哪些值得坚守，哪些不过是一时的假象。                   如果说民族/种族叙事经常和阶级叙事针锋相对，那么至少在智利，我看到的是这两个叙事可以作用在同一个火药桶上。AI 最擅长处理有规律可循的部分，它可以归纳风格、模仿语气、检索知识框架。而青少年身上最值得被保留的，恰恰是那些尚无规律的部分。一个少年笔记本里潦草、自相矛盾的文字，并非需要被整理的素材，而是他之所以是他、而非任何其他人的凭证。这种剧烈的差距，很多时候靠的是宗教和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去维持平衡。

| 写了又删的段落、久久找不到答案的漫长、对着镜子觉得陌生的下午，正是一个生命在慢慢弄清楚自己形状的过程。Character.AI 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发现：在最活跃的青少年用户中，59% 在主动创造角色，而非只是消费现有的角色对话。例如在他们的纪念博物馆，不被经济剥削的权利就成为了共识。                   这里我想直接引用我朋友的记录，他解释了他眼中的智利：                    从机场开始的“错位感”：表层现代化与制度缝隙                    刚抵达圣地亚哥国际机场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里几乎可以被误认为是一个发达国家”（和大鹏说的原话）。机场设施宽敞明亮，自动化程度高，信号好、指引清晰，连免税店的装修都非常国际化。出了机场，上高速的流程也流畅便捷，高速公路是收费制的，路面铺装、出入口设计、限速逻辑——整体跟美国没有太大区别。                   但从踏出航站楼的那一刻起，一些细节便开始悄悄透露出不同于表象的真实底色。他们在机器给予的空间里，进行着某种主动的世界构建与自我演练。他们有时是提问者，有时是创造者，有时甚至在用机器提供的材料进行某种内在的排演。

| 哲学家福柯曾将人用以自我工作的各种实践称为自身技术，日记、反思、禁欲、写作，都是人用来认识和塑造自己的工具，没有哪一种是中立的，也没有哪一种不带有特定的认识论前提。

Michel Foucault今天的 AI 同样可以被纳入这个传统，作为一种新的自身技术被使用。                   最直观的，是我们租车时的押金和保险结构：一辆普通经济型轿车，基础保险以外的附加险费用几乎是车价的两倍，信用卡预授权押金可谓是非常高（注：当然，这一点就是一天之后的伏笔）。青春期是一个人在慢慢成为自己的过程中，独自经历的那段摸索。那段摸索，没有旁观者，也无法外包，必须由这个人自己来完成，慢慢地，有时候很迟缓，有时候很痛苦，但那正是它之所以有意义的原因。至于一个把这段过程也纳入效率优化的未来究竟会通向哪里，恐怕没人敢想。对比美国或西欧的租车体验，这种“高保障成本”明显不是技术问题，而更像是对系统性风险和不信任的制度性回应。                   换汇时的体验也令人警觉：在正规机场货币兑换点，用信用卡美元到比索的汇率扣除手续费后损失接近20%。

| 这不仅远高于一般OECD国家的机场汇率损耗，也反映出在资本账户和现金流动领域，智利的制度设计依然保留着强烈的“发展中国家思维”——以高交易成本来维持稳定。                   开车驶入城市后，这种错位感继续延伸。